岁月钩沉。我在22年前的经历，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，夜不能寐，索性把它写出来与家人和亲友们共享。

198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，令我终身难忘。家难、国难、都在这一年降临，也促成我经历了一场周游太平洋的经历。

那年我45岁，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。改革开放，每天都有新的思潮，新的东西接触，令我兴奋地不断学习和尝试。回想起来，那个时代我的脑子好像才开发出来，要面对那么多发生的事情。我辛辛苦苦建设发展起来的“燕华电器有限公司”，蒸蒸日上，我已经晋升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位上。利用合资企业的优势经营，利用企业经营范围内的进出口权，如鱼得水地在钻营探索企业产品的发展方向。

要去美国

四月一日，我在北京家里见到刚从美国讲学回来不久的哥哥，得知他正在赶写一篇世界顶峰的数学论文，是关于微分几何中的一个新的定律，四月份要在参加世界数学界的一个年会上发表。我问他是否和他过去发表的卫星姿态控制计算公式一样有应用价值，他说是现在人类还用不上的理论，是对研究宇宙有用的数学理论。我还问到他写的书出版了吗，他告我在美国已经出版了两本，第三本也要写完了，那是他一手起草，和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共同讨论并共同署名的数学论文书。那时我看他人已经很消瘦，简直就像个严重胃病的体态，但只要和谈起他的研究成果，眼睛就炯炯有神，非常的兴奋。他对自己的身体还很自信。谁知这竟然是我们兄弟之间的最后一面和交谈。

随后我就因公去了香港。四月八号上午，也就是我到达香港的第三天上午，接到我妹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哥哥在美国遭遇车祸去世了！接到电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突然的噩耗，在电话里我先是惊呆了片刻，接着就发出了痛苦的干嚎。既然是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的，一定是真的了！放下电话我就迅速收拾行李，当天赶回深圳，乘火车去广州，第二天直飞北京。一路我担心这突然飞来的横祸，对我的父母会带来多大的打击，我哥哥那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孩子怎么办，这个家庭灾难，必须由我顶住，我要用最大能力的承担起来。

回到北京看到妈妈已经伤心得体力不支，令我吃惊的是爸爸强忍悲痛，表现得那么镇静和严肃，那时老爸已经有74岁了。爸爸组织了家庭会议，会议决定：因老爸英语最好，只能由他亲自带队赴美办理丧事；大嫂英语会话不成，但她是哥哥的妻子，理应奔丧；哥哥的长子虽小，可以照顾他妈妈，也有必要去。那么遥远的美国，旅途辛苦、老爸的安全、加上大嫂母子的辛劳，确实需要有人陪同，我是当然人选。接下来就是经费问题，看到大家真的远远凑不够几万元，我就大胆表态，一切费用我包了。其实我想就是利用我的职权，在公司借出一笔钱应急，日后我慢慢还就是了，一切后果不再考虑。我用了13万人民币，在黑市12：1换了1万多美金。（现在看这是历史上最高的兑换价了）。加上5万元人民币现金，购买了三人来回的飞机票。

签证是去美国的关键。老爸和大嫂顺利取得签证，小奕遇到点麻烦，最麻烦的就是我了：因为中科院数学所杨乐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，不同意我去，怕我年轻去美国闯祸，影响中美两国科技交流。尽管所需的各项公证资料都准备齐全，我的签证问题，中科院却拒绝出信。无奈之下，老爸动用了自己在美国就任“人民日报驻美首席记者”时结识的关系，给当时出任美国大使馆的大使通了电话。但是由于中科院反对的原因，大使没有答应。小奕的签证拿到手了，这样我只好留下等签证问题解决，老爸大嫂侄子一行三人先赴美处理丧事。

当时只有从香港直飞美国的班机，我陪同老爸一行先飞广州，再达深圳。计划从深圳出关，住在我公司在深圳的办事处，位置在上步，是一个民用三层小楼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送老爸一行三人过关，都告别合影后，目送他们进了关口。哪知我刚回到办事处就接到电话：老爸一行不让通关，必须从北京出境。我又立刻安排属下张保国去关口接回我爸爸一行三人，同时我电话发动广州的朋友胡刚、李建国，立刻解决我老爸三人返京和同日北京转机飞香港的机票，像打仗一样的部署完毕。见到老爸着急的表情，我不断安慰老爸，在公司办事处又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陪同他们乘火车从深圳赶往广州机场。他们当日上午11点前乘机返回北京了，并转机同日下午六七点飞抵香港，王林接机，安排他们乘预定晚9点航班飞机直飞美国，就差一两个小时没有延误行期。

可以说，能在24小时之内，兜了那么大一圈，没有耽误从香港飞美国的班机，这真是一个精密的应急策划的典范，每个环节都没有出差错，这也是我结识的朋友和部下精明强干能力的表现。这不是中央首长出行那么好安排，是民间老百姓凭自己“关系网”做出精确的应急的安排，奇迹！辛苦的是74岁高龄的老爸了，他为自己的儿子真的舍了老命，实在令我佩服。现在回忆起来真是后悔：当时我没有给老爸更多的关心，连带瓶矿泉水都没有考虑，只考虑了时间的衔接安排，忽略了老爸高龄身体承受能力，连续几天不得休息，幸好老爸挺过来了，安全抵达波士顿。

爸爸在美国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写了信，表述了自己老年丧子的悲痛，请求大使给我签证，又从美国和大使通了电话，这才决定给我签证。五月十一日我到美国大使馆，记得签证官很快给我办完手续，并嘱咐我一定要回来，回来后请他吃饭，我愉快地答应了。

香港

我的签证到手，五月十九日我抵达香港，住在王林家。王林建议我不要直飞美国，选择绕道几个国家再到美国的曲线，这样虽然耽误点时间，但可以多去几个国家看看，费用与从香港直飞美国的机票钱相等。美国那边的丧事已经做完了，就剩下赔偿问题，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。我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他给我设计的路程是香港—新加坡—新西兰；克莱斯特彻奇、奥克兰—汤加—斐济；南迪、苏瓦—加拉帕哥斯群岛的圣多明戈—美国洛杉矶—波士顿。这是一个环太平洋南线之旅，途中要花多少时间是个未知数，这要看转机签票的时间了。

在香港以前就结识了一个移民汤加的国内出去的朋友，他说5万人民币就可以办一个汤加移民，汤加可以持双重国籍，我想办一个我出国不是很方便吗，到英联邦所属国，都无需签证就可进入。在国内每次申请出国需要政审，签证，很是麻烦，值得尝试，利用这次机会我就交了钱。正好可以和他的一个移民团队同行。

那时候北京学运已经达到高峰，连政府机关也参与进来，政府执政面临一场大的政治危机。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，一般都反对动乱，平民百姓出于对腐败的憎恨，很多都同情支持学运，戒严部队进城受阻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即便戒严部队受阻，还是受到老百姓送水送面包的关爱。国内正处于动乱之中，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。在这种国难、家难的大局下我决定移民了。

我和一行去汤加办移民的团队共七人，除了领队，到登机时才和其他人见第一面。於1989年5月23日从香港登机出发，冒险踏上周游太平洋的旅程。我感到我的前方是深不可测的未知历程，但我勇敢好奇的心还是战胜了恐惧心理。在这历时八天的旅途中，每一小时对我来说都是漫长的煎熬。

新加坡

从香港很快就飞到新加坡了，没有出机场直接转机，等了一个多小时就登上飞新西兰的航班。新加坡的机场也没有给我深刻印象，候机大厅里都是匆匆忙忙走动的旅行者。

新西兰

飞得我晕晕忽忽地就到达了新西兰，下了飞机我看到指示牌，才知道这里是新西兰南岛的克莱斯特彻奇市。等领队去签票回来得知转机到澳大利亚悉尼的路行不通，澳大利亚对华人不给中转落地入境签证，只好等三个小时飞北岛新西兰首都奥克兰了。

通过候机厅的大玻璃窗向外看去，是一番我没有见过的宽旷的景色。高大的山峰不是拔地而起，而是通过绿色的草坪缓慢逐渐延续到半山，好像平原远端的地平线被倾斜地提起来。草坪上一切东西看得真真切切，远处零星的小屋，白色小点的羊群，山顶上零星的积雪，在蓝天下格外美丽。

三小时后我们飞到奥克兰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，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就登上飞往汤加的班机。虽然我知道奥克兰是新西兰的首都，可也没心观看窗外，因为窗外就是机场停机坪和蓝天，没有什么深刻印象。因为已经落地，就算到过奥克兰了。

汤加

晚上大约十点多，飞机降落在太平洋岛国－－汤加王国Fuaamotu机场。随着客流走到露天的一个木栅栏口，就算过海关了。栅栏门口的小台之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胖胖的女黑人，身穿深灰色制服。领队用英语和她打了个招呼，我没费口舌她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上进关的蓝印。完全不像国内和香港过关时在大厅里一个个窗口办理，也没有“一米线”的规矩，就像国内火车出站口，检票员就是移民官了。这里没有宽大的候机楼，入境都是在露天办理，除了有限的灯光照明外，四处漆黑，感觉这是一个农村的简易机场。

天气炎热，半夜也丝毫没有感觉凉快。领队带我们乘汽车朝北方行驶，驶向首都努库阿罗法。他说他曾经租个汽车，在汤加做了次环岛旅游，结果两个小时就跑了一圈。汤加是个倒三角形的岛国，南北最宽处也就10公里左右，东西最多也就30公里左右。到达驻地，我以为是进了村子，四处没有路灯，马路是细白砂的路面，房子以单层为主，偶尔有两层的，街面上没有行人和灯光，大概是夜深人静了，都已入睡。领队带我们住进了一个台湾人的单层别墅，房间足够我们七人分别居住。床铺极为简陋，由于天热没有空调和风扇，所以不用铺盖就可入睡了。

第二天领队先去移民局联系办理事宜，我们等候他回来。这时才看清我们居住别墅的后院有颗树冠很大的树，他们告我这是面包树，每年长出的果实像广东的木瓜一样，个头比木瓜大，摘下来上笼一蒸，像我们北方的地瓜一样面，可以作为主食。所以这里的居民也不种地，栽棵树就可以吃一辈子了。加上这里盛产热带水果，还有海边打捞的鲜鱼，岛上的居民可以无忧地生活。

领队回来带我们出去吃午饭，走过白沙细石的街道来到一个台湾人开的凤凰餐厅，吃的是扬州炒饭没有叫菜，领队为了省钱。在汤加的日子，每天就管两顿扬州炒饭就成了定式，饭量也不管够。

饭后我们在大街上慢慢散步，顺街道向海边走去，两边的商铺寥寥无几，都是单层建筑。有的商店门口，面向太阳的墙根蹲着三五成群的男人，手里拿着啤酒瓶，有的在喝酒，有的显然是在沐浴阳光。看到我们，他们都好奇的向我们微笑，他们都是黑皮肤的土著人。领队告诉我说，这里的男人很懒，不愿意打工、酷爱喝酒，半瓶啤酒就晕了，实在没钱买酒喝了才去打零工。他们周末一开支就去喝酒，直到没钱后再继续去打工。走到一个街口，我看见一个中文的招牌，“中国银行”几个大字，字体和我们国内的中国银行有区别。我很惊奇，领队告我，这是台湾的中国银行，这里居住着不少的台湾移民。街道上还有几间外国航空公司的小售票处，和居民的院落交织在一起，没有专门的商业街，马路上也很少见到汽车，更没有公交车。就像在国内一个大的村子里转悠的感觉差不多。

走到街道的尽头就是海边了。海水就像游泳池里的水是淡蓝色的，在阳光下晶莹透彻。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周边是白色的木栅栏，里边全是翠绿色草坪，几颗树冠很大的树，遮盖出一片片树荫，深处一座白色的二层建筑，旗杆上飘扬着国旗，领队告我这就是汤加国王居住的地方了。给我的感觉是休闲幽静，安详平和，没有丝毫的庄严和威武。后来从媒体上得知，这里有个习俗，新婚的新娘都要先经过国王的幸临。年迈的老国王到80岁时，一天最多排队的等候的新娘有80多人呢，国王确实够累的。

我们又向城市的西北方向走去，哪里有汤加特有的景色。走进道路两边都是茂密大树，晴朗的天色变得阴暗了，树上落满了个头巨大的栖息乌鸦。乌鸦是王国的神鸟，不能影响他的生活，更不能扑捉，乌鸦们时不时发出伸懒腰的“哈气”声，很渗人。再向前走就听到有节奏的巨大的闷声，像群狮齐吼一样低沉震人胸膛，走进才看清那是海浪拍击岸边礁石的声音。这是汤加特有的奇观；蔚蓝色平静的海面，没有惊涛骇浪，海里的涌层层地涌向岸边，突然从礁石的缝隙中“轰！”地一声喷射出来，有四五米高，喷射的水花连成一道天然的喷水墙，在阳光下，还映射出一道道彩虹，类似人工音乐喷泉一样此起彼伏。我想如果赶上台风，不知道会是多么壮观的景象。我不敢久留，因为那巨大的喷射声音，低沉恐怖如同群狮齐吼，不仅显示着晶莹温柔的海水，还潜在那么凶狂的另一面，自然的力量深不可测呀。

返回的路上我看到远处广阔的草坪中间，有座类似教堂的建筑，暗红色的墙体配上白色的窗套，格外醒目。我问领队那是什么，他告我在岛国上有很多这样规模不大的建筑，是教会建的学校，岛上的贫民子弟，都可以免费在哪里获得小学文化教育。我想，天主教的教士们也真伟大，两百年来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这太平洋岛国，给这里土著人民带来了文明。在我记忆的教科书中不是说他们奴役这里的黑人，掠夺他们的财富吗，看来我受了片面的教育。

在汤加前后居住了六七天。这里的人民生活在平静祥和的气氛里，无忧无虑的度过每一天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也许只看到了表面吧。这里是世界上“以肥唯美”的国家，棕红色皮肤的妇女个个肥胖得出奇，比中国的胖女人的屁股都要大出一倍多的臀围。她们身着色彩艳丽的长袍，或赤脚或穿拖鞋。每天我都会见到像参加婚礼的吹吹打打的队伍，他们头戴花圈，肩披花环，其中队伍中都会有几个人肩扛着整只烤小猪，其他人手捧着面包，各色水果和不知名的食品。男男女女浩浩荡荡进入一个院落，大家在哪里欢歌畅饮，饱食美餐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风俗，好像在这不大的城市里，不可能每天都有人结婚吧？不知是什么理由，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。由于自己心情复杂，也没有打听，只是默默地看在眼里。

到移民局历经照相、填表、谈话很快就完成了手续，接待我的正是在机场给我盖章的女移民官。两天以后我兴奋地拿到绿色皮的汤加护照，我也算是英联邦国家的公民了，自然心里很高兴，心想就是长期生活在这个半原始的汤加王国，估计也没有生存的问题，面包树和海里的海鲜，各色热带水果，足以生存，饿不死我。

按要求，我们必须经过一次出境再返回，这本护照才算激活。于是我们使用汤加护照集体前往最近的一个太平洋岛国---斐济。

斐济

从汤加乘飞机到了斐济唯一的国际机场的所在城市－－南迪，它位于斐济岛的西南端。在那里又乘出租车前往首都苏瓦，路上要走约2个小时的车程。一到苏瓦就看见了现代都市的景象，柏油马路，十几层高的写字楼和现代化建筑的宾馆，街道上鱼贯的汽车，仿佛又回到现实的世界了。

我们住在一个公寓式的宾馆，开了一个三房两厅的房间，正好可以安排下我们七人。这种宾馆类型我第一次见，房间里居住的设施齐全，连厨房用具也齐全，就像住在人家一样，和标准式房间的宾馆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

我看到厨房橱柜显眼处，贴了个告示，中英文对照，上边写着：禁止大火油锅炒菜，以免造成污染。我一看就感觉这是针对华人的规定，看来华人的饮食习惯“油锅爆炒”，在国际上很不得人心，确实油烟污染很严重。十年后我才从国内杂志上知道油烟中含有大量致癌物质，有害健康。

斐济是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，这里居住的华人很多。记得妈妈单位就有派驻斐济的工作人员，还是妈妈要好的同事。我们在市中心一间大陆华人开的四川饭店吃了川菜，可以说有华人移民的地方，就有川菜可以吃到，川菜真是打遍世界。但是他们的川菜往往都西餐化了，为的是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和习惯。饭后参观了一个大型商店，买了几件小纪念品，它们日后都挂在我居住的地方，无论在深圳，在广州，还是在石家庄，我都把它们挂在墙上，有个美好的回忆。

两天后我们返回汤加，进出关使用的都是汤加护照。同行的几个人除了领队要回香港，5个人要飞加拿大，凭着汤加护照就可进入加拿大，他们准备黑在里边。他们劝我一同去加拿大发展，我考虑在美国的爸爸在等候我支援，就拒绝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前往美国。

在汤加首都努库阿罗法我又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六月一日上午乘飞机返回斐济的南迪，只有这个路径转机，才可以最快地前往美国。这次入境时我改用中国护照，那上边有美国的签证。

在南迪国际机场出来，我只身拉着行李走到机场旁边最近的一个旅馆，是个两层楼花园式的宾馆，在那里我选择了一个便宜的单人房，住了进去。没有人可以和我交谈，只有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闭目养神，电视也听不懂，也无心打开。这时候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由心而生；我不会说英文，没有熟悉的面孔面对，周围谁也不在乎你是干嘛的，到哪里去。国内的单位也没人知道我的行程路线，现在在哪里。我只有向前走，这是一个唯一目标。

实在饿了，就下楼在前厅的酒吧式的餐厅吃份牛排，喝点番茄汁。晚上我在房间里和远在美国的老爸通了电话，告诉他我这里的事情办完了，正在去美国的路上，估计三天就可以飞到波士顿。老爸已经近十多天没有我的消息了，从电话中感觉到，老爸很高兴。

加拉帕哥斯群岛

第二天中午左右，我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。飞机起飞后不久就沿着赤道飞行，从斐济南迪出来不久就要把时间向后调整一天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，这是地球划分时区的缘故。所以我又倒回到五月三十号，经历一次时光的倒流。我不知道飞了多少时间，晕晕乎乎就感到飞机在降落了，睁眼一看标识牌，才知道这里是加拉帕哥斯群岛的圣多明戈，是南美洲厄瓜多尔西部海中的一个群岛，临近赤道。由于我不懂英文，所以事先不知道会在这里转机，我的心情格外紧张，担心两个半小时的候机，会出差错。我从大告示牌上记住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登机口号码，在候机厅找了地方坐下休息，真的不敢睡着。候机厅里很热，很多高大的热带树木就种在候机厅里，这在其他国家的候机厅是看不到这个景象。

我闭上眼睛养神，耳朵却紧张地听着机场播音员的声音。英文数字我还是可以听懂，我心里反复背诵着我的航班英文，一旦广播有这个航班号播出，我就奔向登机口。我强忍着时差困乏的干扰，终于等到了这个航班的播音声，我睁开眼睛疲惫地走向登机口，那时天已经黑了。

飞机在飞行中，遇到了强气流，飞机反复颠簸坠落，令乘客们惊呼，我却冷静地忍受，表现出镇静。我心里想生死由天吧，死也死在去美国的路上。

美国洛杉矶

从机舱窗口向下望去，洛杉矶的别墅式建筑，星罗棋布，蜘蛛网似的道路连接着它们。很少看见两栋连在一起的建筑，占地面积很大，人口居住密度自然很小。下了飞机就去排队，履行进关手续，从这里开始进入美国。我是用的是中国护照，上边有美国大使馆给签发的签证。移民局官员和我对话，我听不懂，我只能按我想好的几句英文说明我要去波斯顿，我哥哥在那里去世了。移民局官员看我听不懂其他问话，也就没有为难为我，把我放行。接下来是海关检查，我看几个印巴妇女，当着海关官员打开箱子，把锅碗瓢勺摊了一地，然后再收拾，很是狼狈。轮到我也照例打开箱子检查，官员先查看我的钱包，发现有5000美元现金，他大为吃惊，立刻向我伸出大拇指，表示对我大胆勇敢地持有这么多现金的一种敬佩，为了我的安全，他很职业的令我迅速收拾好箱子，赶快离开。

洛杉矶机场很大，我把机票给工作人员看，通过他的手势我知道向哪个方向走。遇到告示牌，我就站下来，查看我的航班登机口号码和行走方向，一个多小时的转机间隙，也很紧张。我拉着箱子，找到登机签票处，把箱子托运，然后拼命奔走，终于找到登机口，已经开始登机了。登上飞机坐到我的座位上，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座位是靠右舷窗户，我的旁边坐的是个黑人女士，看来是白领，在飞机上还在看一堆文件。她试图和我拉话，我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告诉她，我去哈佛大学，我哥哥在那里去世了，她深表同情。迷糊中那个女士轻轻提示我向窗外看，我看到了大峡谷的鸟瞰场面，非常壮观，在阳光斜照下，深深的沟痕交错纵横，试想如果走到大峡谷中，将是多恐怖的迷途呀。越向东飞天色就越黑了，美国时间晚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波士顿机场。

这里无需再经过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，提取了箱子就可以出机场了。我在等行李时先去出口处看看有没有公用电话，看好后回来拿到箱子，就直奔10号出口的公用投币电话。我早就备好钢镚，投进去给爸爸打了个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小亦，听说是我他很兴奋，让爷爷快把电话接过去，我告诉老爸我到了波斯顿机场，在10号出口，爸爸兴奋地说：“你在哪里等我，不要离开，我去接你。要等一个小时左右。”放下电话我很自信地环视了四周，心里格外轻松，几经周折，途径几万里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波士顿。

（下集待续）

2011年4月10日